央行调统司司长盛松成在近日出版的第十期《金融研究》中撰文指出，社会融资规模作为货币政策的中间变量，是我国金融宏观调控的有益探索和创新。它将数量调控和价格调控结合起来，将进一步促进金融宏观调控向市场化方向转变，进一步推进利率市场化。

    文章指出，目前社会融资规模中人民币贷款实施基准利率及其浮动管理，而其他类型的融资市场化定价程度更高，市场化调控特征更明显。社会融资规模中的金融创新产品对利率调控更为敏感，将社会融资规模作为货币政策中间目标有利于推动金融创新，也有利于提高直接融资比重。

    国务院常务会议此前指出，“要前瞻性地调节社会融资总规模，保持合理的市场流动性和新增贷款规模。”分析人士认为，会议对社会融资总规模的提及，表明这一指标已成为当前我国金融宏观调控的重要指标，对市场带来深远影响。

    在这篇题为《社会融资规模与货币政策传导》的文章中，盛松成指出，实证研究表明，我国货币政策能有效影响社会融资规模，社会融资规模也会对经济增长、物价水平、投资消费等实体经济指标产生较大影响。

    “传统操作上，我们一般从货币供应量，比如M2来观察货币政策传导机制。”但盛松成指出，从我国的实际情况看，由于货币乘数和货币流通速度波动幅度较大，因此货币供应量只在一定程度上有效影响实体经济，货币观点也只能部分地解释货币政策传导机制。

    经过对较长时期内经济金融数据的分析，盛松成提出，除了M2以外，银行贷款是货币政策的传导渠道，信贷规模是事实上的中介目标。但是，近年来，我国货币供应量增速与国内贷款增长经常出现背离,且差距趋于扩大。这表明仅从负债方的货币或资产方的贷款来评估货币政策传导效果将有失偏颇。文章认为，社会融资规模可作为货币供应量指标的有益补充。因为理论和实践都表明，应从负债方和资产方同时考察货币政策的传导。货币供应量是从金融机构负债方进行统计，而社会融资规模则是从资产方进行统计。社会融资规模与货币供应量统计相互补充、互相弥补，可以从两个方面共同反映货币政策的实施效果。

    此外，通过模型分析，文章还得出了“利率政策能够有效调节社会融资规模”的结论。文章研究发现，若信贷摩擦系数较小，利率的正向冲击，将导致银行信贷和直接融资规模均下降，从而社会融资规模下降；若信贷摩擦系数逐渐变大，部分银行信贷将向直接融资转移。